在“文革”漫长的岁月里，胡耀邦忍受了团中央机关内外常人难以忍受的不计其数的批斗。他也耳闻目睹许多久经考验、出生入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在敌人的监牢里、枪口下，顶天立地，成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任何艰难险阻都挺过来了，然而，却惨死在共和国的监牢里，或“造反派”的毒刑下，这是为什么？真理何在？良知何在？他的心灵深处升起团团迷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什么？能对毛主席怀疑吗？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啊！回忆的闸门顿然打开，他追思那难忘的峥嵘岁月，追忆毛泽东对自己的赏识、器重和影响： 胡耀邦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是他12岁在文家平里仁学校读书时，正值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汇集在文家市，那天早上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起义的部队讲话，他听到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给他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这个“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长征到遵义，他所在的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外休整。遵义会议结束后传达到部队，说毛主席将要参加领导红军继续前进，红军战士个个都兴奋异常，觉得从此红军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打胜仗了。爬雪山过草地，也都充满信心。 长征到陕北后，红军渡过黄河东征，他参加李富春领导的后勤给养和征兵扩军工作，后来总结时毛主席表扬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7年在抗大学习时，他聆听了毛主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实践论》、《矛盾论》，在讨论中常常被毛主席点名发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点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使他牢牢树立起实践第一和辩证分析的观点。 此后，毛主席提名他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当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他说要管八路军那么多干部，自己太年轻，毛主席要他放开胆子干，还说他要给胡耀邦撑腰。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川北当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 1952年他被点名调到北京，毛主席提名他当团中央书记，还不断鼓励他要大胆工作。那几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询。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他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地委第一书记，领导家乡人民度过灾荒，增产粮食，发展经济。 从湖南回来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他每每想到这些，总是怀着一种对领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多次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有我胡耀邦啊！ 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胡耀邦一直把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来尊敬，对于毛主席著作、对于毛泽东思想，胡耀邦更是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热情宣传，忠实贯彻。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来是一心一意，从无二致，令人十分钦佩。 如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初衷如何，客观上在全国引起一场天怒人怨的浩劫，这是不是说明他老人家晚年犯了错误？我的怀疑是不是对毛主席“不忠”？此刻，胡耀邦想起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他对恩师柏拉图的态度时曾说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毛主席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简直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最大禁区。原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严如平回忆，一次胡耀邦和他谈话，冲进了这一禁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大勇。 粉碎“四人帮”后，严如平到胡耀邦家拜访他，当谈到毛主席点将让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怎么一下又把他和胡耀邦一批人打成“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呢？胡耀邦叹了口气，神情黯然地说，他老人家老了，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对他的那一套很固执。“四人帮”这批人又挑拨离间，怎么会搞得好呢？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四人帮”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帮”还要连带批邓，因为“批邓”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这不还是原来那一套吗？林彪、“四人帮”这10年来弄得我们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再要按照原来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险至极！ 胡耀邦说到这里，神情更为严峻，疑虑重重。严如平有些不解地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还能再怎么样啊？胡耀邦回答：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帮”不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吗？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导。今后如果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还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说到这里，胡耀邦又点了一支烟，猛吸起来，加快思索。严如平惭愧地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还认为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胡耀邦宽慰他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过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应当吸取哪些教训？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过硬，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不深，被林彪那一套骗了。 接着，胡耀邦向严如平谈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阶级斗争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彻底，这是和他这些年来一直搞阶级斗争一脉相承的。这两年反复想，觉得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对党、对国家，是个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绩谁也比不了，历史上也很少见；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挥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可是他在晚年十几二十年里有些东西，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思想体系。 这时，胡耀邦陷入对过去岁月的沉思，他继续沉重地说：还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始我们头脑也跟着发热。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大炼钢铁，都是瞎吹；办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在看来，他老人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严重了。即使到各地视察，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大都是听少数干部汇报，或者是看几个“样板”，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倒是彭老总真正深入到家乡群众中去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结果倒了大霉，说彭老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目，空气搞得紧张得很，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决议，大家不能不举手。接着在全国“反右倾”，掀起又一场阶级斗争。 胡耀邦谈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在陕西，只能多讲“二十三条”里“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最后，他又把“走资派”这个概念从基层弄到上头、弄到中央来了，就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说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老人家当然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好，让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他把我们党的情况看得很糟糕，甚至说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经是修正主义分子了，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在敌人手里了，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于是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当然要被林彪、“四人帮”用来搞他们的阴谋。《毛选》第一篇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搞颠倒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对于自己的认识同一贯十分尊敬的革命领袖存在差异，胡耀邦显得十分痛苦，他满脸愁云，心情沉痛地说：对于他老人家这些大搞阶级斗争的东西，过去自己也不是没有疑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而还不断反省这些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胡耀邦在同严如平谈话中列举了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进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问题，正说明他对毛泽东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学习而不是迷信。 胡耀邦谈得正沉重之时，大儿子胡德平进屋来了，于是约严如平明天再谈。 次日，胡耀邦对严如平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又继续搞极左那一套，我这就开始了多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问题。又重新看了四卷本《毛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是多么精粹啊！他在抗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结合了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论和辩证法阐述得深刻极了；后来搞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际上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条主义，是批判王明，实际上也是批评斯大林嘛，只不过没有公开点名就是了。延安整风使全党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的风气，形成了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听大家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的党得到很大发展，各项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战争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以后，开头一段他还是很谨慎的，听说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这件事，他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得很深很远。可是之后不几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里不大出来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众接触；党内党外更是滋长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我们去汇报工作，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霉。如今想起来，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吸取。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脑海里翻腾着深层次的东西。他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我想得比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反对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内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领导经济建设，就是不断反对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大搞群众运动。在他看来，超英赶美都不是难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消灭阶级达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们中国不用很长时间。我说这些，是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也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讲到这里，胡耀邦离开座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沉思，时而吞云吐雾，似问非问地说：现在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这些东西，总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吧。所以我想，我们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总要把他晚年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要有人来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论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确的，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高举、就继承、就发扬；哪些是不正确的，也要弄明白，千万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会害死人的！前几年大家打“语录”仗，将来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胡耀邦语调高亢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连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在此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才不干呢！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胡耀邦在困惑中的思索，真是石破天惊，使人振聋发聩。这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性认识之上的。他既不同于多少年来盛行不衰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义的迷信崇拜，也不同于康生、陈伯达之流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或任意舍弃。他敢于否定和勇于纠正一切错误，是出自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确的东西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坚持、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出于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曾经检讨过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即对“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怀疑。实践证明，他当年的“动摇”和“怀疑”，正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